Raymond Woo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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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我們慶祝「香港傑出學生協會」踏入廿五周年,而無視這幾年香港的堅尼系數榮登世界第一,而特區的貧窮人口增至一百二十六萬,我們要不就是對不起「傑出」這兩個字,要不就是對不起「香港」。

我不知道,當年你晉身傑出學生選舉的面試,並獲邀加入香港傑出學生協會的時候,有甚麼感想。是因為被嘉許為「傑出學生」而感到鼓舞欣慰,抑或能夠過五關斬六將脫穎而出而感受到飄然?我相信每位傑生絕非等閒之輩,背後承載的是家人、老師和同學的期望;但當鎂光燈閃過, 大家回歸自己的學習和工作崗位時,「傑生」的光環是否就劃上句號,抑或才是真正發熱發光的時候?

「傑」字沒有了「人」字旁, 就會變成「桀」。我們敬重的梁玳寧小組經常提醒我們要關心社會,幫助有需要的人。或許受著家庭又或師長的祝眷,再加上後天的努力,我們比人有更多的探索和發展機會。無可否認,我們在這個教育甚至是社會制度,暫時佔了優勢。可是,當我們坐享成果的同時,若無視制度本身的缺憾對社會的傷害,以及視香港社會階層的流動的窒礙;又或者,我們不曾想過運用自己的才幹和影響力,去扶小助弱,宣揚公義,促進社會和諧,參與建構一個更公正的制度、更公平的社會;那我們就只是處高之桀,目中無人,有愧於師長與社會給予我們的期望和栽培。

「能力越大,責任越大」是蜘蛛俠的叔叔對他的經典訓勉, 但對於今日的傑生, 無論是在學又或是畢業的,又是否仍有意義?最近從舊居的書櫃找回十五年前傑生會的《十周年特刊》,我當年如此寫道:

「在創義方面,香港傑出學生協會不應局限在 青年約章的簽署者而已,而應本著知識份子的良心,向政府、社會反映任何政策不妥之處;遠則可在教育政策上發表意見(如大學學位、師資培訓、教學模式),近者則可以是國家問題(如釣魚台糾紛、民主進程)。傑生不應只是一社會事務啞巴,我們不能滿足於只是一個浪得(的)虛名,對社會不聞不問、毫無參與而滿足於自我狹小空間的井底之蛙,而應有年青人的豪情壯志,在這火紅年代作出對公義的回應。」

昔日眾多傑生,今天不少已貴為商界翹楚又或專業精英。當然,在大學政治系教授、國際關係與「次主權」專家,甚至是特首身旁的重要紅人面前談論政情,永遠是「政治不正確」的事。誠然,每個人總有其生命的歷程和被召回的崗位──無論是各行各業甚至是家庭工作崗位,總有其角色、責任,亦總有其成傑之路。可是,傑生會的宗旨是服務人群,貢獻社會;「傑生」的會徽提醒我們要衝破範疇,突破自我;我們真的不可以做得更多嗎?真正的「傑出」,就正如我們會歌《青苗》所說,是願意付出真心,貢獻社群,肩擔社會責任,要香港充滿快樂。今日的香港人快樂嗎?今日香港人生活好嗎?上天給予我們這雙手,我們做了應做的事嗎?抑或我們自困於溫室而樂,而無視被呼呼北風甚至污雲大雨弄至心力交瘁的人?

我在傑生會的最大得著,是認識到一班志同道合,有理想幹勁,關心生命關心社會的朋友。想當初大家還是背書包穿校服的黃毛小子,談談願望理想、上至國家大事,下至市井世情,今日大家大了,仍在各自的崗位發熱發光,無論是當上別人的媽媽,又或遊走於兩岸甚至穿梭國際之間,他們都在盡「責任公民」的本份,為改善社會而努力。昔日傑生會會徽是尖頭向上的三角型,後來被改動為今天的模式,不再只向上爬。今日的傑生的信仰,又是否只剩下順奉中環價值只慬向上爬,抑或是帶來改變成就希望的一群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