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how Po Chung

(僅提供中文版 only Chinese version is available)

新亞書院有風景。幾排細竹, 三兩株老榕,一池映天清水。遠處是海,是山,是漂移著美麗卷積雲的藍天。

不遠處,是唐君毅先生的銅像,再後面,是孔子的。

新亞第3代人周保松在這裏行走了近20年。現在,他已從學生變為老師。除了從學生宿舍搬進教師公寓,作息基本不變。每天從深夜到東方露白,他聽著古琴或莫札特,改論文,給學生回信,往師生間的《政治哲學對話錄》裏增添新內容,或者著書。

他的新著《自由人的平等政治》告訴讀者:「寫作於我從來不是輕省的事。我一向將教學放在首位, 因此本書大部分文章, 都是在繁忙教學之餘斷續寫成, 那份吃力不足為外人道。」

學生說,「他的身份認同之一是中國傳統的知識份子, 但不是『士大夫』, 因為周生不會彈古琴。這樣的先生在今天恐怕是絕無僅有了。」

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

周保松出生在化州,廣東省茂名市下屬的一個縣城。8歲前在農村長大,砍柴、放牛、捉魚,8歲時學會做飯。他出生兩年後「文革」才結束, 農村經濟奄奄一息。他懂得什麼叫「貧窮」。

他家裏成分是地主,但奶奶1961年死於饑餓;1 9 5 7 年他父親被劃為「右派」。父輩及姐姐們都沒有考大學的權利; 小時候跟男孩們打架,常常被罵「地主仔」。他懂得什麼叫「歧視」。

跟許多成年後走上學術道路的人一樣,周保松自小沉迷於書本。識字後先是囫圇吞棗讀完《三國演義》、《封神榜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鏡花緣》之類的小說傳奇。找書不易的年代,鎮上惟一的小圖書館、十字街口的新華書店、單位大院裏叔叔伯伯的藏書,是他精神食糧的來源。

他很快迷上香港新派武俠小說,梁羽生的《萍蹤俠影錄》是兩天裏不眠不休一氣讀完的。讀完他走上平臺,眼前一片眩暈(近視也突然加深),心中惆悵,又想放開嗓門吼幾聲。

常人看金庸、梁羽生,看的是功夫和愛情,少年周保松還看到了一個價值世界:是非善惡,對弱者的同情, 對朋友的道義, 對承諾的重視,對民族的熱愛。學校後山的橡樹林裏,午後的陽光和蟬聲中,或是公廁微黃的燈光下,蹺課少年完成了另類的人格教育——當時,他對此毫無知覺。

父親到香港探望伯父, 猶猶豫豫留了下來。1 1 歲隨母親投奔蝸居深水埗貧民區的父親,周保松沒有一點心理準備,他辦的是停學而非退學手續,相信總會回到故鄉。他帶著同學們送的家鄉的江水和泥土,在1985年6月30日跨過羅湖橋。他的生活世界急速轉變,那個包括語言、傳統、價值、人際關係乃至日常生活的複雜的意義系統,突然由社會主義的鄉村折進資本主義的大都會。格格不入,無所適從,因斷裂而疏離。他常常看著彌敦道上的車流和人群,感覺再也走不下去了。

就像今天進入上海、北京等大城市後只能入讀民工子弟學校的孩子一樣,周保松在香港的第一批同學大部分是新移民,人人有鄉音,純樸善良, 對香港歷史文化一無所知, 想好好讀書、努力融入社會卻不知從何做起,只聽得教室樓下的五金鋪子日日喧嘩。他們活在一個隔離的世界裏,自生自滅。

他後來聽說, 這些同學大多念完中學就去打工,最多的是到髮型屋當學徒;考上大學的不到3個。「我有幸受到了好的教育,所以深知教育對一個人的重要性。」

讀完中二,他考進了何文田官立中學,班上大部分是本港學生,但他最好的朋友,依然是本校佔少數的新移民同學。 一直到1988年,他看電視裏中國隊跟香港隊的比賽時總為中國隊加油;別人問他是哪里人,他總說廣東人。但此後,香港人以每年6萬人的速率移民海外,直到1997。

移民香港整20年時,他在報上發了篇《像我這樣的一個新移民》,收到許多新移民的電話和信件,他們情緒熱烈而激動。他知道,他們被這座城市壓抑很久了。

2007年, 他寫下《活在香港: 一個人的移民史》,再次為那些要麼靜默地消散在城中、要麼成為報端社會慘劇主角的人發出一點聲音。在這個領域,他追求公平和正義。

從工商管理學院到「討飯系」

中五(相當於內地高二)那年,周保松獲選「香港十大傑出學生」。與另9位本港出生、名校出身的同學相比,他是惟一的移民學生。「我才來香港沒幾年,廣東話有口音,英文也不好,突然成為媒體的焦點,壓力好大,一點也不開心。」

緊接著的壓力來自對大學專業的選擇。他想念中文系,但身邊所有人都說應讀商科,連語文老師也說理想當不得飯吃。他跟自己說:既然以香港為家,就要熟悉商業社會的遊戲規則,得競爭力。所以1991年進了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。

初進中大,有兩件事對周保松影響很大。一是選修了陳特先生的《哲學概論》。陳特是唐君毅和錢穆的弟子,一位將問學與生命相連的謙謙君子、誠摯師長。第一課講的是蘇格拉底如何追求智慧,如何被雅典公民審判,如何從容赴死。他從此記住蘇格拉底那句名言:「未經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。」然後是柏拉圖的理念論、伊壁鳩魯的快樂主義……

「我中學跟同學進過基督教教會, 也讀過佛經,胡思亂想過一些問題,像死亡、靈魂、不朽,現在居然有一個科叫哲學科,可以堂堂正正地討論這些問題,兩邊一下子就接軌了。」

二是進了范克廉樓。那是當時思想最活躍、最成熟的中大學生的集中地。周保松初進校給《中大學生報》投稿,很快被吸納進編委會。這些編委們開起會來比較可怕。為應當關注校內外哪些事務、社論怎樣寫、怎樣採訪寫作等等,常常無休止地辯論到淩晨三四點鐘。辦這份報沒有學分沒有酬勞,還常因此蹺課,但大家心甘情願樂此不疲。大學4年,周保松幾乎每天都是淩晨3點以後拖著疲憊身軀回到宿舍樓,一臉歉意喚醒工友幫他開門。

周保松說,今天香港公民社會中最活躍的那批人好多都是從范克廉樓走出來的,它是中大精神的搖籃,這精神是:價值批判與社會關懷。一邊主修"Marketing"之類的課程,學習產品該如何包裝、銷售,接受資本主義的市場規律;一邊兼修哲學,晚上為辦校報通宵達旦,還要參加許多學生運動。周保松說,這第一年過得「完全人格分裂」。他琢磨著轉系,但父親堅決不同意,他常常敗下陣來,一個人躲進洗手間落淚。

又堅持了一年,終於不想忍了,他想好好享受餘下兩年的大學生活, 讀喜歡的書。多年之後,他對學生說:你要過自己的人生。

哲學系在香港也叫「揸兜系」(揸,即捧;揸兜,即討飯),但總有些另類分子放著金飯碗不要,情願揸兜。二年級快結束的某一天,周保松站在陳特面前接受面試。黃昏的陽光從西山斜灑下來,為師生間的對話鍍上柔光——「會不會後悔?」「不會。」

終於成為新亞書院第3代人。周保松的名字如今刻在圓形廣場歷屆畢業生紀念碑倒數某座上。第一座最上方刻著1952年第一屆的3位:余英時、陳式、張德民。

幾千冊藏書中,與周保松牽連最深、深入骨髓的,是約翰•羅爾斯的《正義論》。1993年暑假,他跟同學們到廣州買書,在北京路新華書店從學長手裏接過這本何懷宏、何包鋼、廖申白翻譯的厚厚的、滿是艱澀術語的書,從此深陷其中。

他後來的導師石元康先生是華人社會最早一批研究羅爾斯的學者。他從選修石先生的《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》開始正式進入政治哲學的世界:為什麼正義是社會的首要德性,而自由主義作為一套回應現代處境的思想體系,其內涵是什麼。 1995年,余英時先生回中大,參加錢穆先生百年誕辰紀念,周保松負迎迓之責。余先生聽說周保松對羅爾斯感興趣,推薦他讀羅氏新著《政治自由主義》。

一年後,周保松去有2000多年歷史的英國小鎮約克,在約克大學以羅爾斯的這本書為題完成了他的碩士論文。 他在倫敦政經學院的博士生涯受益於英國式的師徒制,導師是約翰•碩維(John Charvet)——1960年代碩維在牛津求學時導師是以賽亞•伯林。周保松完成了對羅爾斯的研究,以「自由主義和穩定性」為題寫成博士論文。

從知到行

碩維常在家中舉辦home seminar,學生帶酒,老師提供小點和乳酪,從盧梭、康德、馬克思到羅爾斯,一路談到微醺。現在周保松也常在家裏開這樣的讀書會, 每3 週一次, 每次3 小時,帶領學生讀原典,按主題討論。過去,石元康和碩維都容許周保松在辯論中暢所欲言、據理力爭,現在,周保松的學生也沐浴著此種寬容。

「上課講到興奮處他會手舞足蹈,講到母語(中文)不被尊重時,眼裏會有淚光。我很感動,我看到的是一個有熱誠、有堅持、有追求的人。」一位學生說。

一位深夜跑到他那裏訴說生命空虛的學生記得,老師後來提起這事總開玩笑說,有點像維特根斯坦跑到羅素家裏。「我不能想像很長一段時間他每天只睡4小時需要怎樣的意志,他在我們身上花的時間遠遠超出一位老師應做的。」

周保松自知, 這是他在踐行叮囑學生的話,「活得好和活得高尚是一回事。」

他將對德性的要求傳給學生。他告訴學生應該怎樣理解學術: 「我們是站在前人肩膀上走下去,繼承和被取代是常態。我們做的是搬磚的工作, 不要只看見你在搬, 其他人都不見了。」

臺灣中研院錢永祥先生欣賞他治學態度的同時, 「更注意到他的強烈道德關懷與社會意識,知道政治哲學於他不僅是知性的探索,也是追求理想社會和美好人生的困勉之旅」。

訪問周保松時,正值香港某大法官的侄女掌摑警員事件鬧得滿城風雨,報端口誅筆伐,毫不手軟;也恰好讀到他的學生陳家祺以老師「價值論述的累積」為框架在報上分析廣州粵語事件——人心所向,令自詡「身在邊緣」的周保松看起來不那麼孤獨。

周保松喜歡瞻仰哲人墓地。他在靜寂中默然肅立,在歷史中思考自己的位點。從伯林墓地返回的路上,他想起蘇軾的一句話:常行於所當行,常止於所不可不止。

(本文部分細節, 源自周保鬆散文《活在香港:一個人的移民史》、《行於所當行——我的哲學之路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