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ung Ka Keun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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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時候,我這個乖乖的學生覺得自己將來進出警署一定是因為路不拾遺,又或是見義勇為向警察提供罪案的資料,然後或許拿一個好市民獎。沒有想過,我後來進出警署,是因為參加社會行動而被捕,也沒有想過,我會親身經歷當權者使用胡椒噴霧、催淚彈等「鎮暴」工具的場面。不過,這些經歷,卻使我更清楚,一個維護公義的社會,才是我們努力的目標。

雖然自小已經有機會參與社區事務,關注臨時房屋區的清拆安置問題,協助區議員跟進區內各類投訴和求助個案,但是親自參與社會權益的爭取,卻是在就讀香港中文大學,參與學生會工作的時候開始。在參與學生會的過程中,我發現,個人的努力並非成功的唯一要素,香港出現愈來愈嚴重的社會不公現象,使人縱使如何努力, 也無法更好地生活。

其中一個例子是當時政府打算推行大學分科收費,按學科的成本收費。這個看似很合理的政策,卻會造成貧窮的學生無法負擔像醫學、工程等成本高昂的學科,減少他們可選擇的升學出路。另外一個例子是港人內地子女居港權的問題,家庭團聚原本是天賦人權,但卻因為當時政府誇大了給予他們居港權的社會後果,而最終尋求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,剝奪了他們的家庭團聚權利,而此事爭論的背後,充滿了對內地人和貧窮人士的歧視。學生會在兩件事上據理力爭,不但要求與政府官員見面,也發起各種爭取行動表達訴求。可是,政府選擇了以強硬的手段來鎮壓,一次以暴力和胡椒噴霧將示威學生和群眾趕出政府總部,另一次則以「舉行未經批准集會」之名,拘捕包括我在內的多名學生和市民。

這些經歷雖然使我初時有點緊張和不知所措,但是想深一層,我們是爭取公義的,為的是一個更公義,更合理的社會,政府使用其公權去阻止我們,我也相信市民能明辨是非,不會因為我被拘捕了,我被標籤了,就會把我看成是壞人。

所以我參與其他的爭取行動,我都堅持非暴力的原則。非暴力給予對方尊重,讓對方不用擔心人身安全受威脅,更重要的是這種非暴力的力量令當權者感到更大的道德壓力。2002年,我再因參與一次和平遊行而被警察拘捕。遊行後三個月,警察於大清早到我家敲門,把我輾轉送到馬鞍山警署、西區警署、西區裁判署,花了大半天的時間, 也沒有律師在場監督,但是, 重案組的探員對我一直是客客氣氣,還給我買好吃的通粉早餐和叉燒飯午餐,讓我在等候辦理手續時繼續打電話,準備我的畢業論文,跟我閒話家常,毫無意思把我當罪犯看待。我想,只要是非暴力,本著良心做事,縱使前線警察接高層命令鎮壓和採取行動,也不自覺地給予多一分尊重。

畢業後不久, 我加入了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。綠色和平以非暴力直接行動親身阻止環境破壞著稱,也務實地遊說各地政府和與各界企業談判, 促使他們採取實際措施停止污染,四十多個國家的辦事處都堅守這個原則。很多行動者(Activists)都在綠色和平付出了他們的一生,犧牲他們高薪厚職,不惜被捕下獄,也要秉承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等民權運動領袖的精神,果斷地阻止了污染者的罪行,維護環境的公義。我想,環境公義需要行動者,社會上其他的公義也需要行動者,才能令社會有變革的力量。所以,為了這個理想,我在加入四年後轉而擔任人力資源的後勤統籌角色,希望可以培養更多行動者的後起之秀。

爭取一個公義的社會,才能為培育傑出人才打穩基礎。我以我是一名行動者而感到自豪。